上仅有的敢于主动出击叫战开疆复土的战略进攻阶段。

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所忌恨。

这时，忽然就有一个阉党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东林人士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等组成的利益集团利用和做大了毛文龙和袁可立的矛盾，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朝中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袁可立不参与党争公正立朝，他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劝毛“臣子勿欺”，“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连上七疏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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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在很大的压力下核查毛文龙“满浦、昌城之捷”的战报使二人产生矛盾并被人发酵导致袁可立下台，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个全输无一赢的结局，甚至可以说自此成为辽战总局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也不为过。所以即使是总体肯定毛文龙战绩的董其昌在谈到袁可立离任登莱这个事情上对毛文龙也有微词，至少毛在策略和结果上都是全盘皆输的。

袁可立一直为东江毛帅鼓与呼，募兵筹饷，殚精竭虑，直到袁可立下台八个月后还在朝中为毛文龙摇旗呐喊请功请饷，他说道：“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

袁可立核查毛文龙是迫于朝官的压力而为，是当时的文官统御武将体制和东江军镇兵饷长期不足的一个瓶颈缩影，并没有影响到袁可立对毛文龙支持的初衷和辽海大反攻既定战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袁可立支持毛文龙，说到底是因为毛文龙能打仗，这正是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独到之处，而非站在远处隔岸观火指手画脚之辈所能相比。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且再想通过袁可立这个大神级人物合法讨要粮饷以难似上青天，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袁可立离任仅仅半年，缺乏有效调度和策应的大将张盘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大举迁都沈阳，又半年孙督师发生柳河之败，明清军事对峙形势因袁可立的离任而急转直下，前后对比，天壤有别。朝中有识之士对袁可立离任前后辽南战略态势的急转直下对毛文龙提出了质疑，自袁可立下台后，明朝并不缺文臣一员，缺的只是袁可立那样的节镇良臣。

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就以阅兵为名，乘船到达双岛，毛文龙前来会面。袁崇焕同他设宴饮酒、行乐，每每到半夜才罢，毛文龙没有觉察袁崇焕的意思，袁崇焕同他商量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毛文龙很不高兴。袁崇焕用离职返乡劝说他，毛文龙回答说：“以前有这个意思，但现在只有我了解东部战事，等东部战争完毕，朝鲜衰弱，可以一举而占有。”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就邀请毛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