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将士，务必同仇敌忾、上下协力，击溃魏军！”

最后一句，刘义隆有些歇斯底里。

“臣弟遵令。”

“儿臣遵旨。”

“微臣遵旨。”

所有人都大声喊道。

皇帝不要太监宣诏，而是亲自当面口谕。

众人既感热血沸腾，也觉得压力山大。

……

刘宋皇帝御前会议，所谓“商议北伐”，其实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刘义隆早就与亲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密议了几次，拿定了主意：举全国之力北伐魏国。

御前会议上，皇帝公布的“三路出击、一路袭扰”方案，也是两兄弟商定的结果。

会议结束后，刘宋全国立即进入备战状态。

现在是五月，七月雨季开始后，河水暴涨，各航道通航能力大增，是一年中运输军队、武器、粮草供给等人员物资的最佳时机。

南北朝混战到如今，变成宋、魏两国对峙。它们都想吞并对方，却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因为两国各有优势、劣势。

僵持也好、决出强弱也好，都受到某些条件制约。

首先是地理条件。

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这个概念。

“中国”最早出现在西周金文体《尚书》中，那时的“中国”概念，是指夏商周以来，“华夏民族”居住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地理位置，不同历史时期，并不是绝对固定的。

有时更靠西部，有时往东移，有时向南边发展，有时又占了北边一些地盘。

大致上是在后世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区域。

《尚书》里，华夏民族居住地之所以用“中国”概念，是因为东、南、西、北都有其他民族居住。

那就是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这四个明显带贬义的概念，是华夏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称呼。

其实就是指后来的东胡、鲜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

也就是东方的越国、南方的楚国、西域各国、北方东胡或匈奴政权。

“中国”不断向东、南、西、北扩大地盘，融合族群，概念代表的区域也不断变大。

但是可以说，一直到很晚，“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

“中国”正式成为法律概念，要到1869年。

那年，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

条约上，两个缔约主体，一方是“沙俄”，一方是“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清朝政府代表索额图、佟国维，用来代替大清政府的名称。

自此以后，涉及到国家关系时，“中国”才成为这一片区域核心国家的称呼。

在此以前，秦、汉、晋、南北朝国家、唐宋元明清，都是以自己的政权名称代表自己国家名称。

正因如此，东周时期的那些国家名称，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比如，曹丕夺汉，他建立的政权是“魏国”，这个“魏国”，也就是春秋晚期，“三国分晋”产生的那个“魏国”的名称。

曹丕自称“魏国”，也是复辟东周魏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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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拓跋珪将自己的国家名称，由“代国”改为“魏国”，也是想表明：自己的道统来自“东周魏国→曹氏魏国”。

同理，司马炎篡魏，将国号改成“晋”，也是要表明：自己就是春秋霸主“晋国”的继承者。

刘裕将国号定为“宋”，也是用春秋时期的宋国定位自己，表明自己是有道统传承的。